文化中國行·特別報道 | 淮河流域的文明之光

編者按

千里淮河，不僅是中國重要的南北地理分界線，也是流淌著數千年歷史的文化大河，在中華文明起源和發(fā)展過程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傳承中華文脈，激揚創(chuàng)新活力，綻放時代新彩。本報約請專家學者撰寫系列文章，力求從文明發(fā)展、治水智慧、名家思想、文化風情、品牌建設等方面，深入探究淮河文化的歷史風貌、獨特魅力與當代價值，助力擦亮淮河文化品牌，為皖北全面振興提供文化動力。

文明的產生與自然環(huán)境息息相關�；春咏橛邳S河與長江兩大河流之間，是我國重要的南北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分界線。歷史上的淮河流域，氣候溫和，水網密布，交通便利，經濟發(fā)達。優(yōu)越的自然環(huán)境孕育了獨特的淮河文明�；春恿饔蚴侵腥A文明的重要發(fā)祥地，淮河文明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中華文明的發(fā)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淮河文明何以產生

淮河文明的起源與萌芽。從人類文明史看，文明的起源與河流關系密切�；春恿饔虺蔀橹腥A文明的重要起源地，離不開淮河的孕育與涵養(yǎng)。歷年考古發(fā)現構建了淮河流域較為完整的文化序列。距今9000年至7000年的河南舞陽賈湖文化、新鄭裴李崗文化，安徽淮北小山口一期文化、石山孜早期文化，江蘇泗洪順山集文化，代表了淮河上中下游不同地區(qū)的史前文化。距今7000年至5000年的滕縣北辛文化、泰安大汶口文化、定遠侯家寨、蚌埠雙墩、蒙城尉遲寺等遺存的發(fā)現，進一步豐富了淮河中游地區(qū)史前文化年代分期框架和譜系研究。這一時期淮河流域是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和屈家?guī)X-石家河文化等交流發(fā)展的重要場所，特別是大汶口文化，以強盛的態(tài)勢向西擴張滲透，呈現出長期持續(xù)、穩(wěn)定、大范圍的特點。在距今5000年后，淮河流域形成了以大汶口文化尉遲寺類型為主體，全域較為統一的文化格局，成為淮河流域史前文化高度統一的時期。

禹會村遺址龍山文化陶器。(資料圖片)

文字是文明的基礎，也是人類走向文明的重要標志，淮河流域的刻畫符號是我國早期文字的萌芽。早在距今約9000年至7500年的淮河上游賈湖遺址，出土了刻劃有符號的龜甲、獸骨、石器。新石器時代中期淮河中游的雙墩遺址及侯家寨遺址發(fā)現的刻畫符號，種類豐富，可分為較寫實的象形圖案和抽象幾何符號�；春酉掠未筱肟谕砥诘拿沙俏具t寺和龍山文化晚期的高郵龍虬莊刻文，具有一定的表意功能。這些刻劃符號貫穿新石器時代，廣泛分布于淮河流域，組成了內涵豐富、形態(tài)各異的符號系統，是研究中國文字起源的重要線索。

臺家寺遺址銅爵。(資料圖片)

臺家寺龍虎紋尊。(資料圖片)

淮河文明的融合與發(fā)展�；春恿饔虻慕煌�樞紐地位推動了淮河文明的融合發(fā)展。合肥三官廟遺址出土的一批青銅器，器形豐富，有鉞、戈、鈴、角形器等，是安徽地區(qū)目前出土時代最早、數量最多的一批青銅器。這些銅器的工藝超出了認識中的同時代水平，在風格上表現出多樣化來源，是淮河流域二里頭時期的代表性器物。阜南臺家寺、迎水寺遺址，以及鳳陽古堆橋遺址鑄銅遺物的發(fā)現，揭示出殷商時期淮河流域輝煌的青銅文化。特別是臺家寺遺址，大型的房屋建筑，出土的青銅器，以及填埋坑內堆積的大量爐壁、陶范和煉渣，表明該遺址是淮河流域商代中晚期的一處具備青銅鑄造能力的高等級聚落，這種具備鑄銅功能的遺址，在鄭州商城和殷墟遺址等商都之外并不多見，表現出淮河文明在商王朝時期的重要地位。

商周時期，皖南沿江地區(qū)的銅料通過淮河及其南北支流交織成的密集交通網輸往中原地區(qū)，合肥、鳳陽、阜陽、信陽皆是重要的節(jié)點，淮河在南銅北輸的物料運輸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顯示了“淮水金道”的價值。西周時期，周王室在淮河流域分封胡、息、養(yǎng)、蔣等諸侯封國，維系周王朝勢力對淮河流域的管理，淮河以南的江淮大部分地區(qū)則屬于淮夷控制范圍。中原周文化和淮夷文化相互影響，進一步推進了淮河文明的發(fā)展。隨著春秋晚期楚國的擴張，楚文化遍及淮河流域，淮夷土著文化逐漸被楚文化吸收，并最終在秦漢這一文化整合期，融入中華文明。

禹會村遺址。(資料圖片)

禹會諸侯與國家的產生。遠古時期，洪水泛濫，大禹為團結治水力量，與諸侯會盟。以蚌埠禹會村遺址為代表的一系列城址遺存的發(fā)現，為淮河流域進入文明社會的研究提供了實物資料。禹會村遺址揭露出了一座內外兩重城垣的城址，面積至少50萬平方米，這是目前淮河中游地區(qū)已發(fā)現規(guī)模最大、等級最高的龍山文化時期的城址。城內分布有密集的人類生活遺存，外圍散布龍山時代大量豐富的人類生活遺存。作為一處關鍵時期的關鍵城址，禹會村遺址成為研究淮河流域文明化進程的重要支點，契合了大禹傳說，印證了“禹合諸侯于涂山，執(zhí)玉帛者萬國”這一歷史文獻記載。禹會村遺址發(fā)掘具有重要意義，“禹抑洪水，乘四載，遍九州，經驗益廣，交通益繁，玄圭告成，帝國乃立。”大禹治水，開啟了我國第一個王朝——夏朝的歷史，中國文明發(fā)展進入了新的篇章。

淮河文明有何影響

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指出：“凡一國思想之發(fā)達，恒與其地理之位置、歷史之遺傳有關系”。文明的產生既離不開自然環(huán)境，自然環(huán)境反過來也對文明的特質產生影響�；春幼鳛楣�“四瀆”之一，流經我國中東部地區(qū)。一望無際的平原，縱橫交錯的水網，塑造了淮河文明獨特的氣質，并對中華文明的發(fā)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水利工程的興建促進了流域經濟的開發(fā)，淮河流域成為物質文明高度發(fā)達的區(qū)域。遠古時期，大禹治水，使河水安瀾，奠定了“走千走萬，不如淮河兩岸”的自然環(huán)境基礎。芍陂等水利灌溉工程的興建促進了農業(yè)生產的發(fā)展。為解決農業(yè)灌溉問題，春秋時期楚國令尹孫叔敖在安徽壽縣創(chuàng)造性建設了蓄水灌溉工程——芍陂(今安豐塘)，主要以淠河為水源，灌溉農田。幾千年來，安豐塘成為這一地區(qū)重要的農業(yè)灌溉水源。良好的自然環(huán)境也促進了制陶業(yè)、漆器業(yè)等手工業(yè)的發(fā)展�；春恿饔虻牟侍铡⒑谔帐切率�器時期制陶業(yè)發(fā)展的典型代表。阜南月兒河青銅器中的高浮雕紋飾制造體現了商代南方工匠的創(chuàng)新。楚式漆器達到了漆器工藝的高峰。界首的彩陶、揚州的漆器至今仍是重要的出口工藝品。

淮河流域經濟的發(fā)展促進了思想文化的繁榮，諸子學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的重要源頭。經濟的開發(fā)為思想文化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諸子學應運而生，“其時政治思想，哲學思想，皆漸發(fā)生�！队碡暋分�制度，《洪范》之理想。皆為三千年前精深博大之籍”(梁啟超：《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年版，第6頁)�！独献印分赋觯�宇宙是一個有機體，萬物相互作用，只有達到自然的和諧狀態(tài)，才能維持萬物之間的平衡，強調無為而無不為�！肚f子》指出：“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云行而雨施矣”，主張社會治理應遵循自然規(guī)律，人道與天道相統一。以這兩者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中華文明發(fā)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影響。《管子》強調發(fā)展的重要性，指出“倉廩實則知禮節(jié)，衣食足則知榮辱”，闡述了經濟基礎與禮義廉恥之間的辯證關系，并對后世產生了重要影響。

“定于一”國家觀的倡導，大一統思想成為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觀�；春影l(fā)源于河南，流經安徽、江蘇、山東等地，流域區(qū)域廣闊。春秋戰(zhàn)國時期，這里是楚國、吳國、齊國等諸侯國所在地，各種爭奪不斷，對水資源以及社會穩(wěn)定的需求，進行統一管理成為現實的需要。公元前656年，齊國、楚國訂立盟約，管仲為解決水利糾紛，提出了“毋曲堤”等4項禁令。5年后，齊桓公在今河南民權縣與諸侯會盟，提出“毋障谷”“毋曲防”等條款，目的是防止各諸侯國堵塞河道、以鄰為壑、以水為兵。從對流域水利統一管理的需要，進一步發(fā)展到追求國家統一，維護社會穩(wěn)定。管仲首倡國家主義，“其繼起者率以建國問題為第一目的……中國民族所以能立國數千年，保持固有之文明而不失墜者，諸賢與有勞焉”(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第33—34頁)。“定于一”國家觀的倡導，源于解決現實問題的需要，進而推動了國家的統一。大一統成為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觀。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chuàng)新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zhàn)、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春恿饔蚴侵腥A文明產生及融合發(fā)展的重要區(qū)域，具有厚重的歷史文化資源稟賦，應進行系統闡釋，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作出新貢獻。

吳春梅 魏國鋒 張睿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