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布林卡里的一場文物盛宴

伴著悠揚婉轉的藏戲音樂，“五一”假期首日，一場文博大講堂在位于西藏拉薩的世界文化遺產(chǎn)羅布林卡舉辦。來自布達拉宮、羅布林卡、西藏博物館、哲蚌寺、小昭寺等8家文博單位的15件珍貴文物“同臺”，為觀眾奉上了一場文物盛宴。

“頭頂高聳、右旋的波浪狀發(fā)髻，袒右式袈裟等，是北魏佛造像的風格。”布達拉宮管理處文博副研究館員多吉平措首先展示了一尊金銅造像。

多吉平措向觀眾講解布達拉宮所藏的彌勒像。(丹玉 攝)

這尊造于北魏和平三年(公元462年)的彌勒像，是布達拉宮所藏制造年份最早的金銅造像之一。

“北魏的漁陽郡大概在今北京郊區(qū)一帶，一位僧人在那里出資創(chuàng)作這尊造像。來到西藏后，它的發(fā)髻被涂上藍靛、臉部涂金繪出眉眼嘴唇，這是藏傳佛教特有的供養(yǎng)習俗。”多吉平措介紹，這尊彌勒像背后有著佛教藝術流變的生動故事，是研究佛教中國化歷程的重要實物資料。

“當時，犍陀羅造像風格在古印度式微，卻通過絲綢之路東傳，在我國北方形成了北魏平城模式等重要的中國本土造像樣式。”多吉平措說，從云岡石窟和麥積山石窟造像展現(xiàn)出的兼容并蓄藝術風格可見一斑。

色莉瑪向觀眾講解“大慈法王唐卡”。(丹玉 攝)

羅布林卡管理處文物科科長色莉瑪帶來了“大慈法王唐卡”。

生于拉薩蔡公堂的釋迦也失是藏傳佛教格魯派祖師宗喀巴的弟子，1414年進京朝覲永樂皇帝;1419年于拉薩北郊主持修建色拉寺;1434年，宣德皇帝冊封其“大慈法王”封號。

他兩度進京，長期在內地開展弘法活動，并在青海圓寂，是明朝所封三大法王中，在內地傳法和生活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一位，對加強西藏地方與明朝中央政權關系有重要貢獻。“大慈法王唐卡”上云龍紋的華蓋，表明明朝中央對釋迦也失的崇高禮遇和深情厚誼。

“這件作品是以格魯派為代表的藏傳佛教與中央政府相互交流交往交融的歷史見證，是漢藏藝術交流合作的結晶。它視覺化闡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充分證明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色莉瑪說。

何偉向觀眾講解拉薩當雄吐蕃墓地中出土的金耳勺。(丹玉 攝)

現(xiàn)場陳列的最小的一件文物，是出土于拉薩當雄吐蕃墓地的金耳勺。西藏自治區(qū)文物保護研究所文博副研究館員何偉戴著手套，將它捧起來展示給觀眾。

《舊唐書》記載，武官五品以上佩戴“躞蹀七事”。“事”指生活中的小用品，除耳勺外，還有針線筒、打火石、磨刀石、鑷子等。它們串在一起，成為武官的躞蹀帶。

“勺柄一面展現(xiàn)大翅、長脖的中原瑞鳥形象，另一面又是西亞薩珊王朝的立獅形象。”何偉說，“唐文化融入了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文化元素。這柄耳勺在內地制作時就融入了薩珊元素，后以或贈品或交易形式流入西藏。同時代的陜西法門寺地宮中也出土了同形制的耳勺。”

繪出西藏地形的“魔女仰臥唐卡”使用唐朝文成公主從內地帶來的地勘方式;手持法器可逐一拆卸的“大威德金剛像”出自布達拉宮腳下的雪堆白……雪堆白是清代西藏地方造辦機構，在修建布達拉宮紅宮時，康熙皇帝曾特派114名內地工匠前來相助。

在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中，也能管窺到一些西藏文物帶來的影響。

“玉也是連接內地和西藏的文化符號。元代以后，玉逐漸傳入西藏，最初以羊脂玉居多，因此藏語中的‘玉’是漢語‘羊脂’的音譯。”展示元朝中央賜給第五任帝師扎巴俄色的白玉印時，西藏博物館副館長、文博研究館員吉如·巴桑羅布說。

“西藏有一種傳統(tǒng)的茶架，上面有圓孔，擺放茶杯不便，乍一看不知如何使用。”吉如·巴桑羅布說，“但見到明代的高足碗，疑問就打消了，把碗足插在茶架孔中，可以安穩(wěn)承托和移動。”

“今天展示的這些文物，在無聲地訴說：我們遼闊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我們悠久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我們燦爛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的，我們偉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吉如·巴桑羅布說。

記者：魏冠宇、劉洲鵬